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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烈•卡利尔(Andre Kalil)是一项大型瑞德西韦试验的调查员，该试验计划招募400名患者，由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赞助。卡利尔说，他们将让患者在确诊72小时内获得药物。卡利尔博士曾在2014年埃博拉爆发期间进行了一项临床试验。他认为他们当时在安排试验方面动作太慢。

 

他说：“这是一场与时间的战斗。我们需要尽快行动，目前我们不知道什么可行，什么不可行。现在没有专门针对冠状病毒的治疗药物。”

 

上上周发表的抗艾滋病毒复合药物早期研究也表明时机很重要，该药被认为令人失望，尽管在病情较早阶段获得这种抗病毒药物的患者存活率更高。

 

抗疟疾药物氯喹确实有两个明显优于瑞德西韦的优点：它是一种仿制药，因此可能要便宜得多；其次它是一种药片，而瑞德西韦通过静脉注射给药，因此很可能需要在医院给药。但在法国和中国进行的研究（特朗普提到了这些研究）规模很小，而且没有遵循旨在防止偏见的随机对照试验的推荐方案。周二（3月24日）在中国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该药没有效果。

 

中国临床试验的早期结果激发了人们对第二种抗病毒药物——法匹拉韦的热情，此前有报道称服用该药物的患者恢复更快。生产法匹拉韦品牌药Avigan的富士胶片富山化学(Fujifilm Toyama Chemical)的社长冈田淳二(Junji Okada)说，该公司正在回应来自世界各地的潮水般询问。

 

冈田淳二表示：“我们越来越有使命感，因为日益明显的是，Avigan可能是有效的。我们已经做了准备，可以在需要时增加产量。”

 

富山大学(University of Toyama)荣誉退休教授白木公康(Kimiyasu Shiraki)参与了法匹拉韦的早期开发。他说，研究表明，该药物不会产生具有抗药性的病毒，后者可能会降低其长期疗效：“这似乎表明，法匹拉韦在疫情期间有望对第一个患者和最后一个患者疗效相同。”

 

基于抗体的治疗对于帮助重症患者和那些需要保持健康的关键工作者可能很重要。纽约——现在是美国的疫情重灾区，已有近200人死亡——开始在一项针对重症患者的试验中，测试来自康复患者的血浆。但是大多数制药商在研究改进工艺，以生产一种浓缩和纯化的产品，或者生产人造抗体（往往在老鼠身上开发）。他们的产品必须经过临床试验，很可能需要几个月时间。

 

当COVID-19出现时，AbCellera正与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合作进行一项流感测试项目，所以该公司很快将其抗体发现平台转向新冠病毒。他们从一名患者身上采集血液样本，生成近600万个免疫细胞以寻找抗体，利用一个可以筛选单个细胞的人工智能平台，这让他们找到更多分泌抗体的细胞。研究人员已经将范围缩小到500种对COVID-19最有效的抗体，并与礼来合作，最迟在7月进行该药物的首次人体试验。

 

礼来首席医疗官丹尼尔•斯科沃隆斯基(Daniel Skovronsk)表示：“从现在到第一次人体试验的每一天都已精心规划，每一天都是宝贵的。”

 

在2002-03年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和2009年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爆发期间证明血浆衍生疗法能有效降低死亡率后，武田制药开始研究这类疗法。但它们不会被广泛使用——血浆需要由康复的患者捐献。尚不清楚来自单个康复患者的血浆可以治疗多少患者。

 

另一个障碍是，正在试验的所有药物都可能具有严重的副作用：瑞德西韦可能导致肝损伤，法匹拉韦可能导致先天缺陷，再生元和赛诺菲的Kevzara通过抑制免疫系统发挥作用，但有可能抑制过头。

 

武田制药疫苗业务总裁拉杰夫•温凯亚(Rajeev Venkayya)表示，制药业面临新的挑战。“这是前所未有的，”他表示，“但这一次非常不同的是，我们有机会利用各种工具和技术，帮助我们以过去从未有过的方式应对挑战。”

 

制药商面临与疫苗开发商类似的挑战：当它们获得所需的证据时，这种新的病毒可能已经消失。但至少目前已经明朗的是，COVID-19很可能是一个较长期的问题。

 

“当它成为一场全球卫生危机时，像我们这样的公司很容易做出投资决定……这关系到健康、患者和社会，”斯科沃隆斯基博士表示，“但在它最开始出现时，只有5到10名患者，如果成功遏制了病毒，你永远得不到回报，在这种情况下，投入大量的资源、承受巨大的财务成本是否值得？”

 

即便一款药物获得成功，也会有政治压力，要求对其定价适中。1月，在中国新冠疫情肆虐时，生产氯喹的仿制药生产商Rising Pharmaceuticals将这种药物在美国的价格提高近一倍，达到每粒250毫克的药片7.66美元。本月，随着这场危机冲击美国，该公司将药价降至之前的水平。

 

抗艾滋病毒复合药物制造商艾伯维将放弃其知识产权，允许仿制药制造商生产其药物，此举应该会降低该药物的价格。

 

但吉利德一开始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式：它在美国获批“孤儿药”(orphan drug)资格（美国《孤儿药法》旨在鼓励制药商生产治疗罕见疾病的药物），从而赢得延长瑞德西韦知识产权的权利。这进一步加大外界对制药业定价政策的批评。非政府组织Medicines Law & Policy负责人埃伦•霍恩(Ellen ’t Hoen)表示，此举是对《孤儿药法》“最明目张胆的滥用”。但在周三（（3月25日），吉利德请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撤销申请，理由是“COVID-19的大流行造成紧迫的公共卫生需求”。

 

制药商需要大量投资才能迅速提高产量。塔夫茨大学药物开发研究中心(Tufts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Drug Development)主任肯尼思•凯欣(Kenneth Kaixin)表示：“在你清楚会有一款药物投放市场之前，你不会希望在生产方面投入大量资金。（然而）你希望确保你能达到所需的产能，也许最终达到数十万剂。”

 

一旦一款药物到了可以销售的阶段，政府可能会争取把本国公民放在首位。已有报道称，白宫试图收购德国疫苗生产商CureVac，而柏林方面试图将其留在德国。英国已禁止3种药物的“平行出口”：克力芝、氯喹和羟氯喹。

 

一些人认为，制药企业的业务模式根本不适用于大流行病，因为这些疾病总是会与人们多年服用的畅销药争夺资源。Emergent Biosolutions采取了一种不同的方法：它专门为不太可能发生的事件生产“救助药物”，向美国及其盟友销售天花、炭疽和肉毒杆菌的解药，用于在遭遇生物恐怖主义袭击的情况下迅速囤积储备。该公司目前正致力于开发一款针对COVID-19的抗体药物。

 

总部位于马里兰州的这家特种药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罗伯特•克雷默(Robert Kramer)表示：“我们与几乎所有别的制药公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希望非常快速地在6到12个月内获得回报，而我们的眼光要长远一些。”

 

尽管存在这些障碍，但对于新冠患者的健康、家人以及最终整个经济而言，发现可以用来帮助这些患者康复的现有药物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希望之一。

 

Evercore产品组合战略团队负责人丹尼斯•德布斯切尔(Dennis DeBusschere)正密切关注药物可能到位的时间，因为他认为药物对于让那些被迫居家避疫的人们出门消费至关重要。即便新冠病毒继续传播，拥有有效的药物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人们对感染的恐惧。

 

他表示：“你可能想再去度假，去餐厅吃饭，看电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