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的未知。我在2004年写了关于世界互联日益增长的书《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从那时起，世界已经变得更加平，相互联系更多了。真是的，当我开始写那本书的时候，Facebook才刚刚上线；Twitter还只是个拟声词；“云”仍在天上；4G是个停车位；LinkedIn是个监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application是你寄到大学的申请信，Skype是错别字，Big Data是说唱明星。以及iPhone还只是乔布斯的业余兴趣项目。
所有这些连接工具——更不用说全球贸易和旅游业——在2004年呈爆炸式增长，并实实在在地将世界连了起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星球如今不仅仅是相互联系的，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甚至在许多方面是相互融合的。
这带动了许多经济增长。但这也意味着，当一个地方出了问题，麻烦会比以往传播地更远、更快、更深入、更不费力。因此，一个充斥着病毒的蝙蝠在中国咬了另一只哺乳动物，这只哺乳动物被拿到武汉的一个野生动物市场出售，它又将一种新型冠状病毒传染给一个中国食客，几周之内，我这里的所有公立学校都关门了，而我要与贝塞斯达的每个人保持六英尺距离。
但这就是为什么这场病毒危机远远没有结束的原因。对此，太阳微系统(Sun Microsystems)的创始人之一、计算机科学家比尔·乔伊(Bill Joy)告诉我：“过去几周的大流行病，实际上并不令人意外，而且是意料之中的。但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种地步，我们所有环环相扣的系统正在以无法预测的方式关闭，而这些系统都有自己的反馈回路。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出人意料的混乱后果，例如医护工作者找不到照看他们孩子的地方。
指数的力量：人类大脑最难领悟的事情之一就是指数的力量——有些东西就是会不断地加倍再加倍，比如大流行病。人脑理解不了假设我们现在不采取封闭措施的话，美国的5000例新冠病毒确诊病例能以多快的速度暴增至100万例。
有一个简单方法能帮助我们了解所面临的指数威胁，这是个像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经常破产的房地产开发商也能理解的方法。它也是比尔·乔伊建议的：“这种病毒就像是一个日息25%的高利贷。我们借了一美元（新冠病毒首次在美国出现的日子）。然后我们虚度了40天的光阴。现在我们欠的债已达到7500美元。如果我们再等三周才还债的话，我们欠的钱将接近100万美元。”
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要努力降低感染率，尽可能地检测每个人至关重要。输掉这一仗，就输掉了这场战争。
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唯一关注的数字不是美联储的利率，而是新冠病毒重症患者的数量，与美国治疗这些患者所需的普通病床和重症监护病房床位的数量。如果第二个数字能在病毒感染达到高峰时容纳第一个数字，我们就没问题了。如果不能的话，我们除了要应对大流行外，还会陷入一场混乱。
指数好的一面。不过，还有另一个可能最终拯救我们的指数：摩尔定律，这是英特尔(Intel)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Gordon Moore)在1965年提出的。他指出，随着每个芯片上能集成的晶体管数量稳步增长，计算机的速度和处理能力每两年就会翻一番。
为了解释摩尔定率能让各种各样的东西变得更好、更智能、更快，英特尔的工程师用1971年的大众甲壳虫汽车为例，试图计算如果该车能以芯片自1971年以来的指数速度提高功能的话，它今天会是什么样子。
英特尔工程师最乐观的估计是，今天的大众甲壳虫汽车时速会达到每小时30万英里，每加仑汽油能让它跑200万英里，而每辆车的价钱只要4美分。
这是指数的力量在工程上好的一面，这可能也是那种能帮助我们迅速找到新冠病毒的治疗和疫苗的指数的力量。
印度班加罗尔的独立研究机构塔克沙希拉研究所(Takshashila Institution)主任尼廷·帕伊(Nitin Pai)周日在
livemint.com上写道：“计算机技术和合成生物学的进步已经彻底改变了病原体的检测和诊断，以及疫苗的设计和开发过程，使这些过程有了类似摩尔定律的周期。最近的流行病，从SARS开始，到H1N1、埃博拉、寨卡病毒，直到现在的新冠病毒，将推动更多的人才和智力进入生物科学和流行病学领域。”
但它足够快吗？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Harvard Kennedy School)公共领导力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研究员高塔姆·穆昆达(Gautam Mukunda)指出，即使在超级计算机时代，“我们仍然没有针对艾滋病或疟疾的疫苗，而我们多年来一直在与这两种传播广泛的重大疾病作斗争。科学将发展到我们能在匆忙中开发出新疫苗的阶段，这肯定没问题。问题是，这种工作仍非常、非常难。”
这个大流行病会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文化或政治吗？我很肯定，有个笑话是共和党政客在今年的竞选活动中不会讲的。他们用这个笑话来责难深层政府、政府官僚，并引发观众捧腹大笑：“你好，我来自政府，我是来帮忙的。”
我们将度过这场危机，因为我们的深层政府，我们的大政府有深度人才，以及无私的奉献精神：科学家、医护人员、赈灾专业人员、环境专家——所有那些特朗普试图精减的人。我现在要支持大政府和大药企来营救我们。
在这场危机结束之前，我们的政治文化也可能发生改变。我的朋友，来自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的米歇尔·盖尔范德(Michele Gelfand)教授是《
规则制定者，规则打破者：紧密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Rule Maker，Rule Breakers：How Strong and Lose Culture Wire the World)一书的作者。
盖尔范德上周在《波士顿环球报》(The Boston Globe)上发表的一篇
文章中回忆说，她和同事几年前在《
科学》(Science)杂志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根据各国将规则置于自由之上的程度将其归类为“紧”或“松”。文章写道：“像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这样的严密社会，有许多规范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于以加强良好行为为目的的高度监控。在美国、意大利和巴西等宽松文化国家，规则较弱，也更加宽容。”
她认为，严格程度和宽松程度之间的这些差异不是随机的：“法律最严格、刑罚最严厉的，是那些有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以及瘟疫暴发历史的国家，是的，还有那些病原体暴发的国家。这些灾害频发的国家已习得几个世纪以来的惨痛教训：严格的规则和秩序能挽救生命。与此同时，面临着很少威胁的文化——例如美国——拥有放任自流的奢侈。”
盖尔范德说，这非常明显，“像新加坡和香港这样以‘严格’著称的社会……已对新冠病毒做出了最有效的反应。”
与此同时，我们在白宫协调方面的缺陷以及鲁莽的公众人物——如拉里·库德洛(Larry Kudlow)、肖恩·汉尼蒂(Sean Hannity)、劳拉·英格拉汉姆(Laura Ingraham)、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凯利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德文·纳恩斯(Devin Nunes)以及特朗普本人——最初弱化病毒的潜在影响，或是将那些强烈要求采取行动的人说成是出于政治动机，这都加剧了我们所有人的风险。
因此，盖尔范德总结说：“在所有不确定因素中，我们要记住，病毒的轨迹不仅与冠状病毒的性质有关，文化的影响也一样大。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宽松的文化设定需要做出重大转变。”
最伟大的一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到了。但是我们现在可以吗？
只有慷慨才能拯救我们。有数以百万计的企业主和雇主投资他们认为会增值的长期资产——股票、公司、房屋、饭店、商店——用的是借来的钱。这些钱他们现在无法偿还。
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美联储支持他们的银行以防止全面崩溃，不仅需要银行重组其债务，还需要向所有员工的口袋里放入现金，在他们花完最后一张工资支票后还能吃上饭。政府和国会对此迅速采取了行动，这令人感到鼓舞。
收紧文化的同时松开钱包，我们越是这样做，在冠状病毒后的世界里，我们的社会将越强大、越友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