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讲，他提出了经济学家长久以来努力解决的问题：一个社会如何评估经济福祉和健康之间的取舍？

“经济学家应该进行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经济历史学家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说。“为什么没有人在一个月或一年的停摆带来的经济代价和由此拯救的生命之间做一个量化对比？整个学科完全有能力这么做。但大家还是不愿意冒这个险。”

一些支持取消当前经济活动限制的经济学家表示，州长乃至特朗普政府都没有对这些限制的成本和效益做出充分评估。

“我们非常重视拯救生命，”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凯西·马利根(Casey Mulligan)说，他曾在特朗普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担任过一年的首席经济学家。“但这不是唯一的考量。这就是为什么每次到了流感季，我们不会让经济停摆的原因。他们忽略了做事的代价。同时他们对能拯救多少生命也毫无概念。”

不过，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倒是普遍认为，取消这些限制将使更多的人死于这种病毒，付出巨大的代价，而且几乎不会给经济带来什么长期的好处。

密歇根大学(University Of Michigan)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沃尔弗斯(Justin Wolfers)表示：“引入成本效益框架是有帮助的，不过一旦你这样做了，得到的结果将是压倒性的，你无需更多细节就知道该怎么做。”

沃尔弗斯说，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解除限制的好处会超过失去生命的代价，那就是“流行病学家在死亡的问题上对我们撒谎了”。

权衡人类生命的经济成本似乎不可避免地显得愚蠢。但是，社会也重视工作、食物和支付账单的钱等事物，以及满足其他需求和防止不相关的不幸的能力。

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基普·维斯库西(Kip Viscusi)表示：“让人变穷也会对健康造成影响。”维斯库西在他的学术生涯中一直利用经济方法来评估政府监管的成本和收益。

失业者有时会自杀。如果穷人生病，他们死亡的可能性会更大。维斯库西估计，在整个人口中，经济每损失1亿美元的收入，就会导致一起额外的死亡。

政府机构定期计算这样的取舍。例如，美国环护署(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设定了一个标准，每拯救一个生命的成本约为950万美元，将其作为是否清理有毒废物场地的决定基准。

其他机构使用类似的方法进行量化评估，以决定是投资减少十字路口的事故，还是加强工作场所的安全标准。农业部有一个计算标准，用来估计食源性疾病的经济成本——医疗保健、过早死亡、非致命病例造成的生产力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