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疫情的扩大让世界乱成一团：奥地利这样的民主、"自由"的欧洲国家规定公民足不出户并考虑加以监控；颇具讽刺意义的是，与此相对照，过去数周，新加坡一类"威权型"亚洲国家的公民们却能享受到比每一位西欧人更多的自由。

尽管在经济上和交通上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加坡却成功地使冠状病毒感染人数处于低位，并使公共生活几乎不受影响。假如欧洲对此留过意的话，本来完全可以从新加坡取经。

新加坡有何秘诀？

虽然作为人口密集的全球枢纽而易受创，直到本周五（3月27日），新加坡却只有422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死亡2人。新冠病毒今年2月在农历新年将至时在中国出现，并完全有可能给这个新加坡这个袖珍城市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然而，尽管存在着与其第三大贸易伙伴的经济关系受损的风险，新加坡从2月1日起便颁布了对来自中国大陆游客的入境禁令。而当时，世卫组织尚建议，此时无需禁止旅游。

尽管这样，至2月中旬，新加坡有确诊新冠肺炎病例80多例，是中国境外最高的数字。该国迅速行动，将感染者隔离，对每个有流感症候和肺炎的人做新冠病毒检测；利用"接触追踪"手段（contact tracing）找到与患者有过接触的人并加以隔离。这一手段在2003年的SARS疫情中得到开发，并颇为有效。借助该手段，在进入任何建筑物时，所有人的接触数据均被一一记录下来，感染者被仔细询问，详尽提供自己最近去过哪里、与何人有过接触等信息。

总体而言，新加坡在遏制冠状病毒传播方面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以下4要素：及早封闭边界、严厉的接触追踪、大量检测，以及有过SARS那样的可怕的总演习。借助这些措施，公共生活得以正常进行，餐馆、购物中心、学校和办公楼迄今都开着。尽管在地理上与中国接近，香港和台湾也写下了类似的成功故事。

欧洲缺乏SARS经验？

虽然听上去可怕，但如果有过应对SARS的经验，或许能提供帮助。欧洲之所以没有及时、有效地对正在扩大的大流行瘟疫做出反应，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傲慢和在保护本地企业的努力方面不协调的后果。尽管欧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去年12月即已获知病毒，但仍在很长时间里低估了该病毒的危险，只视之为 一个"亚洲问题"。

新加坡做对了的地方--及早封闭边界、大量检测、严厉的接触追踪--，欧洲诸国均反其道而行之。以奥地利为例：来自中国、伊朗和意大利的航班从3月9日起才被禁入。对地方经济会因旅游禁令而受损的害怕心理使政府在很长时间里不敢祭出严厉手段。

欧洲疫情爆发中心之一的滑雪地区伊施格尔（Ischgl）过了整整8天后，才对来自冰岛的确诊病例做出反应，关闭酒吧、滑雪缆车和旅馆，并在未做检测的情况下，匆忙把所有游客打发回家，由此使得病毒在整个欧洲继续传布。尽管各国政府曾有很长时间可以做准备，但在欧洲，检测能力依旧不足。即使医务人员自己也得不到检测，而这一颈瓶又导致医护人员缺乏，--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因可能被感染而隔离，不得不多天等待检测结果。

个人自由成牺牲品

在欧洲，像新加坡那样的严厉的接触追踪无法想象，而采取类似做法的机会又被错过了。各国政府转而采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个人自由的最严格限制措施。不是设法找出谁受到感染，然后将当事人实施有效隔离，而是使众多国家的公民们处于无甚用处半隔离状态。因为没有找出谁受感染的可能性，所以，依旧存在着导致病毒传播的大量接触。与此同时，个人的自由被缩减到了最小程度、经济停转、移动通信公司继续将公民的行动数据转给政府，这与欧盟公民数据保护基本法对我们所许诺的完全相反。

未来

这一危机不只是一种卫生危机，而且也是我们应对方式的危机--从反应延后直到对个人自由的影响。我们理应期待我们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们不仅能确保我们的健康而且也能确保我们的自由。如果有朝一日危机成为往事，我们必须分析，情况何以会发展到这一步，我们本可以从新加坡学习什么。